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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曾经的踏板男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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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提示:从21楼看北京的夜色,真美。通体落地的玻璃是我和美好夜色之间惟一的阻隔,穿越应该没什么难度。再多喝一杯,晃一晃身子,我就是美好夜色的一部分了。

  

  还要等多久?还有谁陪我倒数?王安?何牧?还是……王安家的电话号码,很久以前我也用那个号码……“对不起,您所拨的号码是空号。” 一首老掉牙的歌反复唱着,最爱你的人是我,你怎么舍得让我如此难过。

  31 岁,我得到了我想得到的,失去了该失去的。最爱我的人成了永远的空号,如果可以重新选择,我是会留在山城做一个受宠的小妇人?还是一无所获地从巴黎回到北京,忍受红漆门里的白眼?或者留在里昂做教授夫人?  

  不。我还是会选择走过的路,但应该有更完美的结局。      

  王安是我20岁时遇到的男人

  高中毕业后 ,因为凑不齐学费只好在家里待了一年,那一年任爸妈怎么骂,我几乎闭门不出,对于那块穷乡僻壤,我一眼也不想多看。

  第二年,拿着哥哥从北京打工寄回的钱,我终于走出大山,到重庆上大专。逃离了家乡,却逃不出生活的窘迫。遇见王安时,我正翘课在他的酒吧里当招待。他长了一双会笑的眼睛,在酒吧昏暗的烛光里对我说,“工资我照付,你回去上课吧。”毫不犹豫,我抓紧了这双手,我太想改变命运了,本能地知道什么时候抓牢什么,放弃什么。

  跟王安在一起后,我就再也没看过刘磊的眼睛。这个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男孩,当不起我的感情。或者说,贫困的生活,让我不敢依赖一段没有经济保障的感情。当整个冬季,我只穿着一件妈妈做的夹袄时,看着同样窘迫的刘磊,我对这段感情感到悲哀。当刘磊的眼神由惊叹转为鄙视,愤怒时,我的目光慢慢越过了他的头顶。平生第一次,我衣食无忧。

  城市生活像个泥潭,我沉溺在温软安逸中。 我爱上了给我提供这种生活的男人。他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小老板,不过,这些对当年的我来说太不重要了。王安不仅给我钱更给了我心理上的安全感,事实上我们的关系并不像别人以为的那样是一种金钱和肉体的关系。走在山城湿漉漉的石板路上,他搂着我说:“毕业就嫁给我吧?”我说,“好。等着。”
他叹口气,“真不知道能把你留到什么时候。”“能留多久就多久。”我热切地看着他。 那真是我一生中最安逸的日子。但是相对于我不安分的心,王安的怀抱太狭小。现在想起来,王安是最了解我的男人,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个“留不住”的女人,他只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爱我,我呢,像头贪婪的小兽。 3年后,他把我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。 站台上满是人,来来往往。我们默默地站着,等待彼此变成漠不相干的两个人。 火车铃响的前一分钟,他塞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,“北京不比家里,你自己多保重。” 那一刻,我几乎失去了转身的勇气。 

  火车一直往北开,我躺在卧铺上,很久以后,发现自己的脸上满是泪水。愧疚在膨胀,天性要飞翔,我爱王安,但我不是一个有爱情就能快乐的女人。他所提供的温情不足以满足我高飞的欲望。在各种情绪的煎熬中渡过了漫长的一天一夜。

  第二天傍晚,我被淹没在北京茫茫人海中,照顾了我4年的好男人王安成了过去时。

  何牧把我带到了法国

  遇到何牧的时候,哥哥的小土特产公司正濒临倒闭。何牧一笔不算小的订单挽救了它,哥哥暂时保全了他的公司,何牧爱上了我。

  何牧身上有种对所有事情满不在乎的劲儿。没吃过太多苦,没去过很多地方,北京是他的家乡,他生于斯,也乐于老死于斯。 那会儿,我在一个外贸公司做文秘。女上司正值更年期,每天颐指气使。尽管小心翼翼,还是免不了经常挨骂。熬到下班,我已经快喘不过气来。我焦虑地寻找新的机会。 何牧总开着那辆旧丰田在公司门口等我。 “又挨骂了?”他乐呵呵地说。 “嗯。”我垂头丧气。 “踢了她。咱换个工作。” “那怎么行?”我惊恐地睁大眼睛。 “有什么不行的?”何牧胸无城府地大笑,“你怎么吓成这样?” “这份工作你知道多难才找到的吗?” “呵呵,我不知道。”何牧边开车边说“周末跟我回家,让我老爸给你换个工作。”

  何牧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男人,没意外的话,他们一生都会天真,善良,简单得像个孩子。在我生长的环境里,这种男性几乎绝迹。和他在一起,我有时也不由自主地简单了。 况且找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男朋友,我这个飘零的小树叶也能更快地融进这座城市。 周末,我跟他回了家。 整个晚上,他的父母努力地在维持一种教养。他妈妈一再用狐疑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儿子,不知道何牧搭错了那根筋,带回这么个女人。没有像样的文凭,没有户口,而今天来的目的,居然还是找工作。

  他表妹学着我的口音说话,让我彻底领教了北京话的高高在上。何牧对表妹的几声怒吼给当晚划了句号。 生活继续,我在外语学校报了名, 晚上下班后就去上课。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,偶尔也会怀念王安,但也只停留于怀念,没有冲动到给他打电话,因为我所追求的一切已是王安无力给予的。 何牧不像是我可以依靠的男人,他更像我活在京城的一块招牌。但3个月后,何牧说: “我跟父母闹翻了,我有一笔钱,想出去待几年,你跟我一起走吧。”

  出国, 一个出乎意料的良机。我顾不上考虑国外生活的艰辛,还有,何牧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共进退的人。匆匆地办好了手续,我们离开了北京。 在飞机上,我睁大了眼睛,想像着未知的一切。而何牧,则睡了整整10个小时,要么是对未来毫无所知,要么胸怀坦荡至极,否则不会如此心安理得。我来不及替他分析,法国在半空中已经成为一面旗帜,我要想好怎么让它为我飘扬。 何牧带来的钱可以应付我们第一年的开销。

  这一年我们基本上在学语言,然后做零工。 一年以后,我渡过了语言关,开始着手专业课程。晚上在一家餐馆做招待,周末照顾一个独居的老人。生活又像回到了重庆,不同的是我多了自信,还斗志高昂。

  失去了优越感的何牧,举步维艰,几次三番吵着要回国。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实质上的 “倒置”,维持成了仅有的一种局面。 那天是圣诞前夜,凌晨3点,我从打工的馆子里出来。零度的气温下,街上满是拿着香槟酒的人群在欢呼。像一种诱惑,替别人开了一晚上红酒,我突然想在这时候喝一杯。 我想起了学校里一再对我表示好感的王教授。华人在法国国立大学做教授的,几乎凤毛麟角。王教授正是其中一个,不仅如此,还是对我特殊照顾的一个。没有了他,我的语言程度和专业水平根本应付不了繁重的课程。我想起他曾经一再邀请我共度圣诞夜,现在不知道会不会太晚了?我承认我怀着目的和一种莫名的情绪,敲开了他的门。我要毕业,而仅凭我自己的能力,我知道我做不到。 早上回家前,我在街角的咖啡馆坐了很久。

  我必须要面对何牧,我要找一个借口给自己呢?还是找一个借口给我们两个作结局?一些小小的感情和大把尚未泯灭的良知折磨着我。何牧的出现更像是上帝专为成就我的梦想,借助他的翅膀,我才得以飞了这么远。而现在的何牧就像断翅的天使,完成了使命,我必须放弃他,至少他可以重回属于他的世界,而我呢?没有退路,我不能功亏一篑。何牧是个不需要解释和藉口的人。他骨子里的东西容不得这些。何牧什么时候回的国我并不清楚。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我们也算是共过患难。” 我知道,我欠他的永远也还不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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