伊能静从未做过真正的公主。
公主都是名门之后；公主向来不需要打拼，生活于她不过就是一个坐享其成的过场；公主的骄傲与寂寞，矛盾得像一个发光体，闪现了一下又隐蔽起来；公主的心里始终住着一个高大英俊的白马王子，她的幸福全部来自于王子够不够爱她。
我们习惯了公主一派娇滴滴的作为，习惯了公主在众目睽睽之下表现出来的孤傲，习惯了以童话故事里的形象评判生活中那些貌似公主的女人们。
23年前伊能静出道之日起，她就迷惑了我们的眼睛，“公主”名号如影随形伴随着她，直至今日。可这的确是一个弥天大谎——“谎言”在经过一个小时的采访后，一点点地露出了“破绽”。
童年时代，电影不过一场梦
前不久，伊能静以嘉宾身份出席台湾电影节颁奖礼时，才女与众不同地发言堪称当日经典——“20年前的那一次电影节，我的年龄最小，但这一次，就连导演都比我小，因为你们这一代人，让我可以看到台湾电影的希望。”
她用简单的“感动”二字形容发生在当天内心所产生的丝丝涟漪，面对近几年台湾电影的没落现状，经历过鼎盛时期的伊能静，那一晚邂逅了她事业上的第一位导演、第一位摄影师以及第一位影评人。这个女人的事业天分在时隔了近20年后的今天得以印证，而且她好得不仅仅是一部电影作品，而是整个的光芒人生。
人生，是个让人想起过去、顾盼未来的词。伊能静的过去曾在一次又一次的关注下曝光到极致，伊能静的未来总是伴随着一个又一个颠覆，让我们可以同她一起大声喊出“my god”。从那一刻起，她开始为自己创造惊喜，歌手、演员、作家、文艺女青年、老板，哪一个身份属于今天的伊能静？
“已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今天的我了，如果你觉得我的歌还不错，那我就是一个歌手；如果你喜欢我写的文字，我就是作家喽；如果你是我的姐妹，感觉和我在一起做事可以看到希望，那我就该是个还不错的老板吧。”
19岁那年，在大多数青春期的孩子还在憧憬美梦未来时，她的一首《19岁的最好一天》道出了那一瞬间发生在内心自怨自艾的哀伤。那一年，伊能静怎么也不会想到，20年后她会有这么不错的人生。现在当她回头看19岁的忍耐、撞击、疼痛和对自己的珍惜时，“我真想对19岁的我说声谢谢，我简直就是我的偶像。因为我希望未来能够成为我希望成为的女性。以今天的阶段性结果来看，我做到了。”
这会是个怎样的女性？
“实现自己的梦想。”
寥寥数字的一问一答，无不浸透着她那颗幼童般的内心激荡。当一个名叫“童梦时代”的电影工作室落户北京时，伊能静的老板身份算是正式确立，此后的10年，从39岁到49岁，她的生活将如以往一样，持续改变。
“这段时间一直很辛苦，为了筹备自己的工作室，我要去找资金、谈发行、挑演员、选剧本，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。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辛苦，其实我的生活已经很优越了，不需要我有那么大的野心去打拼什么，但我有一个对电影的梦。有这一点在，再大的压力和不解都不需要再做任何地说服。”
童梦时代，那该是一个属于孩提时代的梦境吧。睡过一觉，就在天懵懵懂懂地亮出一道白光时，处在半梦半醒之间的她，意识格外清醒，清醒得足可以看到再也找寻不回的那段儿时的画面：生活在农村的小女孩，每天都会到村落后面的一家小店里看那些脏兮兮的漫画书。有一天，透过小店漏风的窗子，她看到村长正在组织几个人搭起高高的桅杆，架起白色的屏障，当幻灯机亮起时，一场露天电影已经上映。那以后只要村落里有了这样的动静，绑着两根小辫子、穿着小花短裤的她总是第一个带着小板凳跑到幕布前，把小板凳放到前面，感觉太近，再放回到后面，又觉得太远……而一场电影结束后的好几天，她就像在生病一样，精神随着情节一直恍惚，电影的“续集”每一次都会在她的头脑里上映好几个版本。
“我告诉大家，工作室的名字就叫童梦，我们要讲这个时代的童梦。我要做中国的商业电影，在这个造梦的时代，虽然需要中国电影以往所呈现出来的深沉，可这种深沉不能占据整个电影市场。”在台北，她时常约上几个好朋友去看如《欲望城市》那类的女性电影，看到最后她告诉每一个人，我们要拥抱着哭成一团，我们要相爱一辈子，老了也要在一起，不管以后还有没有男人爱我们……当灯光暗下来时，她和影院里的三四百个人共同经历一场爱情，当灯光亮起来时，这些人又同时有所获得。或是感动、或是被哽住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，如若真到此番感受，那也是电影本身给伊能静的一份恩赐，“很棒的电影就是不用亲身经历那些激烈动荡的生命，却让自己有同样的感受去抒发，这是不需要刻意排解的看电影的动人之处就在于那是一场梦。”
伪公主破绽一：公主向来鲜有理想，而伊能静的理想一个接一个：40-50岁做导演拍电影；50-60岁做摄影师；60-70岁做个像潘玉良那样的女人，用色彩填补内心需要平衡的边角。
